韩国教育开发院作为韩国国家级教育智库典范，历经从综合性教育研究机构向专业化教育智库的深度转型，逐步构建起涵盖教育政策研究、教育统计、未来教育发展、国际合作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战略平台。其组织模式呈现出职责分明、层级清晰的专业化结构，形成了覆盖基础教育至终身学习全过程的研究布局；运行机制则以经费配置科学化、课题遴选制度化、成果转化多元化及对外合作网络化为核心特征。借鉴韩国教育开发院的发展历史、制度实践及其在组织设计与机制构建方面的有效经验，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可逐步推动多元主体协同，优化组织架构设计，在完善成果转化机制的同时，健全财政支持机制，为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精准发力。
引用格式：戴佳晴,孙景昊.教育改革的摇篮：韩国教育开发院的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J].世界教育信息,2025,38(10):24-32.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教育、科技、人才的作用愈加凸显，这要求教育智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1]在全球知识治理加速演进与国家教育现代化战略深化的双重背景下，教育智库作为政策研究与决策支持的重要平台，日益成为提升国家教育治理能力与战略规划水平的关键支点。系统借鉴世界一流教育智库在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制度经验，有助于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韩国教育开发院（Korea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KEDI）作为韩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教育智库，连续多年被评为“韩国百大智库”教育领域之首[2]，曾被英国《大英百科全书》授予全球十大教育研发机构金禧奖，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捷克共和国教育部授予的柯米尼亚斯奖[3]，在《2024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PAP研究报告》中排名第21位，被称为韩国“教育改革的摇篮”，在韩国教育智库体系中具有无法替代的战略地位。本文以韩国教育开发院为研究对象，从组织模式、运行机制角度分析其变成全球一流教育智库的经验，以期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提供参考。
韩国教育开发院是1972年由韩国政府出资设立的教育研究机构。在成立之初，隶属于韩国教育部，具有财团法人性质。根据当时法律规定，其设施经费由中央财政支持，运营经费与研究项目资金则由地方教育财政承担。[4]韩国教育开发院每年需要向教育部提交工作计划书，承担教育部提出的研究工作，并受教育部监督。这一时期的韩国教育开发院属于综合性的教育研究机构。
为解决政府各部门下属研究机构功能重叠、自主性不足等问题，1999年，韩国颁布《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等的设立、运营及育成法》，确立对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统一管理制度，使这些机构摆脱了单一行政部门的隶属。
1999年之后，韩国教育开发院正式成为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其从属关系也经历了从教育部所属到国务总理室下属，再到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下属的变化。2022年，韩国教育开发院提出了变成全球水平的教育政策专门研究机构目标，韩国教育开发院即在当年正式转型成为具有公共部门性质的教育政策专门研究机构。
随着AI时代的到来和韩国教育改革的深入，韩国教育开发院积极适应时代变革，自2017年以来增加国家教育统计、高中学分制改革支援、数字教育支援、国家教育发展规划智库、多元治理主体协作与终身教育研究等多项职能。在经历转型后，韩国教育开发院逐渐主导、参与外部政策咨询活动、政府工作会议、专门学术活动、演讲与授课、教育从业人员培训等研究以外的活动，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内外教育智库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韩国教育开发院的设立愿景包括三方面：一是解决韩国教育领域面临的各类问题；二是开展面向未来的综合性、科学性研究，并开发创新型教育体系；三是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生活品质，助力国家发展。其职能包含从学前教育到终身教育各阶段政策的综合性研究，并涵盖与研发业务相关的调查培训、委托咨询等的全链条服务。总的来说，政策研究与教育统计及数据支持是韩国教育开发院的主要职能。
按照《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等的设立、运营及育成法》规定，韩国教育开发院需自行制定章程，形成发展愿景、经营目标、职能及推进策略。目前韩国教育开发院章程是第20任院长于2024年7月上任后修订的，当前该机构的发展愿景是成为“以创新与改革为核心驱动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如表1所示，韩国教育开发院经营目标主要有三方面，相应地，每个经营目标下均配有与之对应的推进战略。[5]
除设立经营目标之外，韩国教育开发院年年都会发布《年度计划与预算方案》，并设立年度目标。2025年韩国教育开发院的年度目标有以下三点：教育体系创新，以增强学习者的未来能力；回应引起国民共鸣的教育政策热点问题；为中长期教育政策设计提出较为合理的政策方向。[6]
作为政府出资研究机构，韩国教育开发院实行“研究会制”，即韩国教育开发院由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下属的韩国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统一监管与协调。研究会和研究机构都属于独立法人。研究会有三大职能：一是负责审查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发展趋势规划，二是评估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研究与经营成果，三是支持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研究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理事会，其理事长由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部长推荐或从推荐委员会所提名的候选人中选拔并正式任命。理事成员则由总统令指定或由相关学术领域的专家推荐，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最终由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部长正式任命。理事会全体成员的任期为3年。此类治理结构为研究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专业性与公共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韩国教育开发院的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院长是研究机构的总负责人，由研究会的理事长任命，任期3年。由于研究会制改革的目的之一是给予政府出资研究机构更大的自主权，因此院长负责主持机构整体战略规划与运行事务，享有章程制定权、人事管理权及研究方向决策权。同时，韩国教育开发院设有由来自学界、政界、产业界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为机构战略发展和研究方向提供相关建议，形成科学、民主和开放的决策机制。此外，韩国教育开发院构建了“总部—中心”相结合的职能分工架构，内设两大运营支持总部、五大研究总部与七个下属研究中心[7]，涵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数字教育、教育统计与教育现状等研究方向，形成了结构清晰、功能互补的组织体系。
韩国教育开发院的七个大部及主要职责如下。基础教育研究总部主要承担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管理职责，开展教师职前及职后发展相关调查与政策研究工作，同时负责高中学分制实施的调查研究；该部门还接受地方教育厅的委托，进行政策解读和教育共同体满意度的实证研究。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总部致力于开展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领域的研究工作，旨在应对韩国因人口结构变迁所引发的一系列挑战。教育数据研究总部主要负责教育数据的收集、分析，进行数据校对与补充；为需求者提供教育统计相关服务，联系地方教育厅开展多层级的教育统计工作等。未来教育研究总部承担着线上教学、媒介素养教育、数字教育等领域的调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工作，并与地方教育厅及其他机构合作开展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教育现状研究总部主要负责英才教育研究、教学设施相关研究及搭建教育政策网络等任务。工作支援总部作为机构的运营支持部门，主要负责组织的日常运营与综合管理。
韩国教育开发院在人才构成上以“研究型”为主、“行政型”为辅。截至2024年6月，韩国教育开发院共有215名正式职员。其中，研究委员为80人，研究业务运营员为71人，专员为28人，行政人员仅为35人。[8]研究委员是韩国教育开发院的常设性专家职位，主要承担教育政策、学校评估与未来教育发展等核心领域的深入研究工作，其成果为韩国教育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研究业务运营员主要承担研究事业的运营与管理工作，负责教育开发院相关研究事业的规划、管理与运营，推进与学校、教育局等机构的合作项目并提供现场支持服务；专员负责配合项目的推进与实施工作，助力项目顺畅落地。韩国教育开发院对研究人员设定三维能力标准。一是专业能力，即具备教育、统计、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系统性知识；二是分析能力，能利用量化工具开展政策评估与实证研究；三是协同能力，强调在多部门、多领域背景下开展团队合作。[9]机构通过严格的选聘流程、多元化培训机制与弹性化岗位设置，持续打造高素质、复合型的智库人才队伍。
在人才招聘上，韩国教育开发院注重人才的专业性与多元化背景。研究人员的专业领域涵盖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研究小组成员的职业背景包括各大高校学者、教育有关部门政策制定者以及一线教育工作者等不相同的领域。同时，鉴于韩国社会对性别议题的格外的重视，韩国教育开发院在其年度工作报告中，公布女性职员的聘用情况，并致力于实现性别平衡。[10][11]
20世纪70—80年代，韩国教育开发院所有科研与运营经费均来自中央与地方教育财政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开发院的财政结构呈现出以“政府委托项目为主、自主创收为辅”的资助方式，即韩国政府承担了韩国教育开发院的大部分运作经费，以少量补助金、大量项目经费两种形式对韩国教育开发院进行直接、间接的资助。如表2所示，截至2024年，韩国教育开发院总经费为85,484万韩元，自身收入占据了总经费来源的66%，而政府出资占比下降至26%，其余经费分别来源于机构自身收入、前期结转金、借款及研究开发储备金等。可见政府出资占经费来源的比率显而易见地下降，这一变化标志着机构财政自主性的显著提升。在经费支出方面，研究项目经费始终为最主要的投入项，2024年占比达65%以上，人力成本和常规运营费用分别占25%和5%左右。[12]项目经费配置高度契合政府政策需求，以竞争性项目替代传统指令性课题，强化研究过程的责任驱动与绩效导向。
在韩国教育开发院的经费结构中，呈现出委托研究驱动的财政配置特征，高占比的委托研究服务经费，折射出韩国教育开发院与政策决策、制定的紧密联系。政府采取“以专项课题经费为主、基础运营补助为辅”的资助方式，强化资金配置的竞争性与导向性，使绝大部分财政支持以项目形式精准投向具体研究领域。这种经费配置模式使得财政资源直接用于具体科研项目，而非开发院整体运营，从而赋予各专业研究室和研究中心在课题申报、资源调配方面享有较高的自主决策权，有效激发了科研单元的学术能动性。
韩国教育开发院实行“战略导向—需求整合—双向生成—多维评估”的课题选题机制。其课题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固有项目、特殊项目与委托服务类项目。委托类课题占据经费与研究量的绝对主体地位，体现出韩国教育开发院紧贴国家政策议题的结构性功能。
韩国教育开发院课题选定遵循严谨流程，由研究课题规划科、研究课题发掘科、研究课题选定科及研究事业规划审议委员会协同推进。议题响应逻辑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战略方向设定，课题选定以国家教育战略与机构定位为双重锚点。以2024年为例，一方面，课题选定紧扣2024年四大事业目标；另一方面，课题需严格对接韩国教育开发院“2021—2024年机构经营目标”，重点布局未来教育主题研究、多学科融合研究、教育难题解决研究等核心领域，确保研究方向与机构使命高度契合。二是多元需求整合，通过多源信息整合提炼研究主题。多主体需求调研覆盖三类对象：向教育部、地方教育厅等部门开展定向调查；通过教育政策网络咨询团收集学校、教师的一线诉求；依托韩国教育开发院民意调查和公开论坛，吸纳国民意见，形成从政策到实践，再到民意的层层下放的深入调研。三是课题双向生成，课题来源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方向。战略课题由机构层面主导，选定占比15%～20%的核心课题（约2～3个），如“数据驱动的大学教育创新监测研究”等研究。公开征集课题则占比75%～80%，主要是通过组织研究人员头脑风暴进行提案收集，如“数字旗帜学校模型开发”等课题，都源于一线研究人员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观察。四是多维评审机制，结合多维评价指标与多主体、多轮审议程序，系统推进课题筛选与立项工作。
在课题评审环节，韩国教育开发院将课题价值转化为具体可衡量的指标维度，确保从机构定位、国家需求、政策导向、社会关切等多个层面综合评判课题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以基础研究类课题为例，评审过程围绕五大维度展开，具体包括：课题与机构设立宗旨、职能之间的关联性与契合度；与国内科研需求和现有课题布局的衔接程度；对当前政策需求的响应与支撑力度；满足国民需求的紧迫性及适应时代与社会变迁的程度；以及课题对国家与社会的预期贡献，是否体现民族独特性与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重点课题还将额外增加一些指标，将课题的中长期战略价值和对机构能力集聚的促进效应等纳入评估范围。在评审程序上，由多主体协同参与，经多轮审议确定最终课题。其中，研究事业规划审议委员会负责依提案书初筛候选课题、终审选定课题，对课题计划书的最终合规性与可行性做复核并提交院长审定；研究事业规划审议委员会与政策研究（实践）协商会负责结合评估候选课题的重要度与优先顺序，为终审提供专业支撑；而课题负责人则需在提案说明会向审议委员会、特邀资深研究员汇报并接受质询。在最终课题选定阶段，机构将统筹预算安排，整合各专业委员会意见，参考多轮审议与政府协调结果，撰写课题事业计划书，明确研究目标、方法、预算与成果产出，通过业务规划会议确定最终立项课题，经研究事业规划审议委员会审议确认后，正式推进实施。
对于重点课题的选定，韩国教育开发院遵循与其他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一样的外部预算审批程序（见图2）。在研究机构向行政部门提交课题申请的过程中，必须先依据优先级进行自我排序。随后，研究会与行政部门在审批阶段有权对课题的优先级排序做必要的调整，以确定最终的重点课题。
韩国教育开发院构建了“政策反馈—公共传播”双轨并行的成果转化机制，确保研究成果能够高效融入政策实践，并广泛服务于社会公众与教育工作者。在政策反馈方面，韩国教育开发院与研究会、韩国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固的“委托—服务”科研合作模式，通过开展重点项目研究和委托项目等方式，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使研究成果能够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所有的环节，为政策制定与科学决策提供实证依据。
在公共传播方面，韩国教育开发院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学术成果公开与传播机制，有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具体而言，其成果公开与传播机制可划分为动态传播与静态传播两个维度。在动态传播方面，韩国教育开发院通过举办及参与各式外部政策咨询活动、政府工作会议，组织并且开展学术讲座与专业培训活动，面向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传播最新研究成果。在静态传播方面，韩国教育开发院建立了系统化的成果公开机制。一是通过专业教育刊物的定期发行，实现研究成果的体系化呈现与深度传播。例如，《韩国教育开发院教育政策研究期刊》（KED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是英文学术期刊，创刊于2004年12月，并于2008年11月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收录，每年发行两次，由教育开发院院长担任总编辑，邀请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日本、以色列等国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WB）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不同背景学者，作为编辑委员去参加了。二是构建标准化的成果数据库，实现研究资料的长期保存与便捷检索。韩国教育开发院注重研究数据的系统管理与利用，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成果数据库，将各类研究成果、项目报告、学术论文等进行数字化存储与分类管理。
在对外合作上，韩国教育开发院以建立基于行政和研究网络的教育政策联系和合作体系，支持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推进为使命，并以建立解决教育问题的积极应对体系为愿景，与国内外相关机构构建了紧密的合作网络，旨在通过横向协作机制的建立，解决教育的实际问题并促进基于教育实践的政策创新，分享韩国经验，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国内协同方面，韩国教育开发院已与全国56个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公共机构，41所大学，88个研究机构，以及70个协会等其他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网络。合作领域最重要的包含制定和改善政府政策资料相关的政策协议，并为此提供开发和支援；协助开发和传播教育课程；支持构建旨在提升地方人才竞争力的产学合作体系；协助推进语言公平认证体系，确保语言能力测试及认证流程的公平性；灵活运用语言能力评估和通用学术合作；运营韩国教育开发院合作学校，开发学校教育新模式等内容。
在国际合作方面，韩国教育开发院与14个国家的政府、国际或地方高校研究机构等保持着活跃的交流合作，构建了从国际组织到政府，再到智库的多主体合作。合作领域最重要的包含：为共享韩国教育发展经验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制定和实施全球教育议题相关的政策、参与学术对话；推进研究—产业成果分析和儿童研究支援；参与OECD的相关研究等内容。以与OECD的合作为例，作为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CERI）的韩国代表机构，韩国教育开发院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持续深度参与OECD教育议程，参与包括教师专业发展、高等教育、数字教育转型等项目的相关研究。一方面，通过对标国际标准，分析韩国参与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PIAAC）等项目的结果，推动韩国教育政策优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向OECD展示来自韩国的关于数字教育、未来教育创新（教育2030）等的优秀案例[14]，分享韩国经验。对外，韩国教育开发院作为国家联络点，协调韩国参与OECD有关教育的相关事务；对内，韩国教育开发院则帮助建立了教育部与智库之间的协作网络，通过参与OECD季度联席会议等活动实现项目教育问题诊断、对策研究及政策建议整合的工作，形成了从国际标准到本土研究的政策转化的完整价值链。
韩国教育开发院的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为我国建设高水平、专业化的新型教育智库提供了诸多可参考的经验。其在组织治理、课题生成、成果转化、协同合作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不仅回应了国家政策需求，也体现了教育智库在战略引领与公共服务中的多重角色。结合教育强国建设对我国教育智库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汲取经验。
加强各主体合作是推动政策落地，促进政策转化的有效途径，而智库在其中有着天然的“桥梁”作用。针对教育效果检验的滞后性和政策落地的漫长周期，韩国教育开发院格外的重视政府、研究机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之间的联动合作，形成了跨层级、跨领域的政策研究网络。基于韩国教育开发院的经验，我国教育智库体系建设可跳出行政隶属与条块分割的传统格局，着力构建由政府主导、学术支持、社会参与的政策研究共同体。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专题协作平台与联合攻关机制，提升议题生成、问题诊断与方案设计的协同性，增强智库在复杂教育问题治理中的系统能力。
科学的组织架构是智库高效运行的基石，其构建直接影响智库整体效能的发挥。经历转型之后，韩国教育开发院通过“研究总部+研究中心”的组织形态，形成既分工明确又协同高效的研究体系。职能的转型推动韩国教育开发院各部门的明确分工，以及人才与资源的高效整合，研究人员涵盖教育、技术和政策等多个领域，形成跨学科团队，同时也使其在教育政策研究方面的影响力更加深远。此外，项目本位的经费发放机制激发各部门的活力，有利于韩国教育开发院整体的发展，进而促进教育进步。我国教育智库可借鉴“专业—任务—平台”结合的这一结构逻辑，推进组织精简化、决策扁平化与团队项目化建设，增强机构内部的组织弹性与适应能力。除此之外，我国教育智库可在保持部门适度独立性的前提下，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既确保核心职能的专业化运作，又通过各部门单位间的常态化协作打破信息壁垒。
资料公开与程序透明作为智库运营的重要准则，亦是研究成果有效扩散的制度保障。在信息公开方面，韩国教育开发院定期通过官方网站公开年度事业计划、预算执行报告、政策研究成果及人事管理规范，并设置专属通道确保信息获取渠道畅通。通过举办和参与各式政策咨询与学术活动，创办韩英文各式学术期刊和教育研究杂志，分别在学术界、教育现场扩散研究成果，获得影响力。我国教育智库在信息建设过程中，可针对教育研究项目，从课题立项、专家评审到成果发布的每个环节均向社会公开流程节点与参与主体，配套建立利益回避声明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多维度的成果扩散机制，通过开发相关网站、教育期刊及参加或举办各类活动，建立面向广大教育工作的成果共享平台。
韩国教育开发院经费来源逐步由政府单一拨款转向“项目支持+成果转化+外部合作”相结合的多元结构，为其议题设置与研究选题提供了更大灵活性。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可在稳定财政投入的基础上，推动财政投入方式由“行政性拨款”向“课题型支持”转变，同时探索社会捐助、产教融合合作等新型经费筹措渠道，避免财政依赖性过强带来的研究路径锁定与问题关注失衡。在全球知识治理结构重构与国家教育现代化战略加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智库已成为提升政策科学性、回应社会关切与引领教育变革的关键力量。韩国教育开发院在组织治理、机制设计、功能定位等方面的系统经验，展现出专业化、制度化与国际化高度融合的治理特征。面向未来，我国教育智库可在持续深化改革、系统重塑机制的基础上，推进职能聚焦、结构优化与协同治理，建设具有国家意识、全球视野、专业能力和公共责任的高质量智库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