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业的总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在全球生产分工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很难说一个最终产品到底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比如某个零部件，可能在一个区域投入劳动与资本生产，形成一个中间产品，然后运到另一个区域进一步加工装配成为某个总成部分，这些不一样的地区、不同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再运到第三个区域进行最终组装，最后在所在国销售或者再出口。其中在每个地点和环节，都分别加入了劳动和资本。所以如何分辨这样的产品到底是谁生产以及这样的产品的出口贸易量到底算谁的，就成了一件复杂的事，并且产生了很多“国际官司”。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到底该如何算？这是很难精确计算。为解决这一个问题，国际上正积极开展以贸易增加值核算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和一系列数据库建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的生产，它是在全球进行零部件采购与生产，最终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完成组装，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其中富士康得到的增加值比例很小。如果把最终iphone手机的出口量全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算成中国的贸易顺差，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总体来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推动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生产网络。OECD的一项统计研究显示，跨国公司等外资在全球的出口和产出中占了相当比例，这些比重从2000年到2014年基本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2014年，跨国公司等外资在全球产出中占12%左右，增加值占10%左右，在出口结构中已超过30%。
中国国内也做过一个统计，2005-2014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份额中，国有企业出口每个月大概是1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一直都是我国的出口大户，出口最多，且数量上一直稳步上升，外资企业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超过了45%（见图5）。非公有制企业2009年以来出口增长也很快。
对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可以进行分析，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2016年，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第一大项是机电产品，占比46%；第二大项是纺织服装类产品，占比13%；后面依次是金属制作的产品8%，化学品5%，交通产品5%，别的产品23%。在进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占比39%，也排第一位，第二大进口品是矿产品，占19%；后面依次是化学品8%，交通产品7%，金属制作的产品6%，别的产品21%。从进出口结构中能够准确的看出，我国在机电产品、金属制作的产品、化学品和交通产品这些领域，既大量出口，也大量进口。这种“大进大出”的方式，既说明我们国家和国外在同种类型的产品的技术层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也说明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
从价值链总体判断，发达国家仍占高端。“微笑曲线”是按环节分，整个产业链条分为上中下游环节，包括研发、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等，但增加值（利润）在所有的环节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中间的生产环节附加值（利润）较低，两头的环节附加值含量（利润）要高一些。
WTO发布的《2014世界贸易报告》称，世界贸易发展正呈现四大新趋势，21世纪贸易仍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其中最需要我们来关注的一点是，在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提升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持续扩展，且发展中国家已经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发展中国家为何需要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哪一些好处和风险？OECD曾针对非洲的发展现状做过相关研究，其好处是：第一，能够创造就业；第二，可以更加好地融入国际贸易；第三，有利于吸引外资；第四，由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能够推动国内的生产网络向高端发展；等等。但与此同时，融入全球价值链也有不少风险。第一，容易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环节；第二，外国投资者的“外溢效应”有限，往往跟所在国隔绝；第三，容易把自己暴露于全球经济外延性影响的风险中；第四，所在国资源的消耗和外流。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有弊，应该要依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来具体权衡。
在具体的价值分布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常占据了高端、拿走了利润的大部分。
我们分析前几年很著名的一个案例。我们生产一部iphone，都说是中国出口的，但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由富士康组装的，中国没有赚什么钱。如图6所示，在整个苹果手机的售价中，接近60%（58.5%）都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物料成本占21.9%；而中国得到的部分，是占售价1.8%的劳动成本。所以大部分价值都被美国公司拿走了，美国还在叫屈，说中国出口多了，贸易顺差大了，这就是强盗逻辑。据报道，科技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苹果手机一家的利润占到了全地球手机行业利润的91%。
全球制造业的特点4：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薄弱
虽然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上居全球第一，零部件国产化近年来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只是“世界工厂”，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薄弱。
以集成电路为例。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进口的前十大商品中，第一大商品就是集成电路，这几年每年都达2000多亿美元。第二是石油，2016年国际油价低迷，当年我们石油进口只花了1000多亿美元。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中，46%是处理器和控制器，5%是放大器，28%是存储器。这些都是我国尚不能生产或国内产量难以满足需求的。近年来新闻媒体报道，日本福岛是电子科技类产品生产重镇，福岛一出事故，国内电子科技类产品就缺货、涨价；三星公司的内存供应紧张甚至断货，我们的手机内存也供不上，连华为公司也因此受牵连；同一款手机用了不同公司的内存芯片，导致工作速度不同，等等。最近的中兴通讯事件，更是说明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缺失，导致我们的脖子被卡。
我们集成电路的自给率水平到底怎么样？近些年我们有了长足发展，但远远不能够满足需求。2017年自给率估计是11.2%，2016年自给率是10.4%。在中兴事件之前，按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看，到2020年自给率可能会达到15%左右（见图8）。中兴事件之后，社会上对芯片发展普遍重视，估计自给率会更快地上升。
在民用领域，我国核心芯片的自给率仍然很低。由于民用市场已形成欧美公司占优的寡头格局，后来者要想进入和占据一定份额，难度很大。军用领域的情况可能相对好一些。
美国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主要靠科学技术实力与研发投资。199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0.5%左右，此后逐步上升，到2015年超过了2%。但是1995-2015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一直是2.5%以上，接近3%。韩国和以色列已超越4%，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见图9）。一些国家早就比我们领先，而且一直还在持续投入。基础研究是应用技术的先导，而中国不多的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比与其他几个国家相比仍然很低。换言之，我们的基础研发还是很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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